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，在保护和发展的过程中似乎存在着一对“矛盾”：孤立式保护会导致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割裂，单一开发可能破坏文化的真实性和完整性。如何破解这一难题？实践证明，社区力量的深度参与是关键。当居民从“旁观者”变为“共建者”，文化遗产保护便能与社区发展相互赋能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这在多地实践中得到生动印证，其中良渚古城遗址非常具有代表性。

　　良渚古城遗址通过构建“生态公园+活力环境”的发展模式，生动诠释了“在保护中发展，在发展中保护”这一理念的深刻内涵。它并未将遗址封闭，而是通过科技赋能保护、文化激活社区等路径，让古老文明与当代生活和谐共存、相互滋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良渚遗址核心区所在的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既是经济发展高地，也是文化遗产保护标杆，证明保护与发展可以相互促进。

　　良渚古城遗址保护高度重视文化认同感与居民参与感的培育。2011年，良渚文化村3931户居民共同创制“村民公约”，涵盖26条文明约定，借此构建起“熟人社区”，增强居民精神认同。在此基础上，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积极推动居民参与社区共创。比如，2025年“良渚秋社”37天内汇聚近60场社群自主共创活动——培育出健康、良性且可持续的社区文化营造机制。良渚文化村还创新议事机制，通过“阳光议事团”以“线上议和线下决”开展民主协商，问题解决率超95%，有效推动社区治理。

　　良渚古城遗址保护构建了兼顾遗址安全与民生改善的创新机制体系。一是精准施策平衡保护与安居，提出“分类分批集中申报”机制，乡镇统一编制建房计划，居民集中申请，政府补偿考古等费用，保障遗址安全与居民安居。二是“飞地”模式创新反哺，针对保护区14个村落，在区外建设发展大厦，发展物业经济，实现“区内保护、区外发展”，将保护压力转化为振兴动能。三是多元协同构建共治，良渚街道发挥引导作用，形成“社区大党委”统筹社区、物业、业委会“三方协作”及12支“联网小伙伴”队伍参与的多元治理体系，整合资源，联动开展党群与民生服务。

　　在产业发九游娱乐展上，良渚遗址管理区注重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，推动文化保护与经济良性互动。一方面，通过文创赋能文化遗产，实施“良渚MEI”生活美学工程，联合高校等成立生活美学联盟，多维度阐释良渚文化，开发600余款文创产品，2024年销售额达2.7亿元，爆款产品频出。另一方面，以产业集聚打造文化高地，良渚文化大走廊串联多种文化资源，集聚1000余家规模以上企业，在数字内容、动漫游戏等领域优势明显。凭借特色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，新港村依托遗址底蕴，建设特色设施发展新型业态，让村民在家乡安居乐业。

　　实践表明，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可以相得益彰。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实现从“静态保护”到“活态传承”的转变，让沉睡的遗址“活”起来，融入现代生活，成为滋养社区的文化土壤。同时从“就保护谈保护”跨越到“保护与发展统筹”，将遗址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，实现最小干预和可持续发展。

　　文化遗产保护为社区发展注入发展动能。通过遗址公园、博物馆等载体发展文旅产业，激活关联业态。比如沉浸式历史场景吸引游客，带动餐饮、住宿、文创、导览服务等就业，为居民创造直接收入。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是社区的“金色名片”，承载着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。通过引发文化共鸣，既能激发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与根脉认同，也能联结不同年龄、背景的居民，进而提升社区的凝聚力。遗址保护工程通常会带动社区升级基础设施与生态景观，改善遗址保存条件，为居民提供宜居环境。遗址公园与博物馆是天然的“活态课堂”与“文化客厅”，在丰富社区文化服务的同时，提升当地人文气质。

　　社区发展则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持续支撑。当居民因为文化遗产保护而在就业、居住环境、文化服务九游娱乐等方面受益，角色便从“被动旁观者”转为“主动守护者”，自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。居民是传统技艺、民俗节庆的传承者，通过代际实践能将静态遗存转化为可感知的当代文化体验。世代栖居的居民掌握遗址周边地理特征、民间口述史等“隐性信息”，能为考古研究填补信息空白，提供独特的人文视角。矛盾协调机制将社区诉求嵌入保护规划，统筹解决土地使用、资源开发矛盾，推动保护与社区需求同频共振。

　　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：成都将市中心足球场变为开放式遗址公园，洛阳用20平方公里遗址建成考古研学基地，蜀道遗产带动居民成为向导……成功案例的背后，是走向可持续发展的“中国之道”。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，本质是让文化遗产“活”在社区里，是让文化遗产成为社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、充满活力的一部分。当社区从保护中受益、为保护赋能，保护便不再是外在要求，而是内生的文化自觉——这正是中国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的智慧。